谈中国的人性经济学

谈到经济学，大部分人都认为是纯粹的舶来品，几乎所有经济学教材都援引自西方。然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，却是也蕴含着许多经济学的瑰宝。只不过，中国的经济学与西方的研究方向不同罢了。

经济生活是由一系列活动组成的复杂的集合。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以儒家思想观念为正统的“官本位”社会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经济生活中最大的利益是“为官”、“处事”，所以中国的以研究人性为出发点的处事哲学其实也是一种经济学。如果说西方经济学是在研究一个“理性人”“应该怎么做？”，那么中国的经济学是在研究一个“特定人”“做什么了。”，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学更讲究举案例。而从“特定人的人性”，到“群体人性”再到“社会人性”。这就是一套中国特色的人性经济学。如果说西方经济学有深刻的理论意义，那么中国的人性经济学有更深的指导意义。

儒家孔子的理念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奠定了中国的人性经济学是以儒家为根本的。所谓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干了损人利己的事，那么可能其他人也会学着干，到后来就变成了群体性的做坏事，造成了社会的“大恶”。只有用仁爱的思想来救赎这个社会，用大善才能来改变这个世界。那么人必须是克己奉公的，以至于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“克己”的观点，让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以“利己”为根本的经济学截然不同，所以看起来不像是经济。但是需知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和西方不同，“官本位”注定了中国最大的利益是“官”。而最大利益必然是长期为官，以“求利”为主导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，甚至是“求死”。中国的经济发展中，也出现过类似西方“利己”的思想观念，例如周代的弦高和战国的白圭。甚至提出了“乐观时变”“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予”，即预测市场行情变化来改变行动的经济观点，但是当孔子的儒家成为主流后，这种宣传商人利己观点的思维成为了偏门。所以当另外一个白圭和孟子谈起治水时说“我若治水，把水引入邻国，不危害到我自己不就可以了。”被孟子痛扁到：“把邻国作为聚水的地方，只能让水倒回来毁灭自己。有仁德的人是不会以邻为壑的”树立了一个以仁为标准的价值衡量体系。这个体系中产的的“利己”都至少带有冠冕堂皇的“利天下”的成分，明目张胆的利己是不被认可的。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就是以儒家、法家、道家等等看似不是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来统治着这个国家。这些理论围绕的核心就是“人性”这个超微观层面，这比西方经济学更加隐晦、更加深层次的去影响与改变着这个社会。

为何“孝”如此重要？在古代汉武帝设立了“孝廉制”。一个人无需什么才华，只要被乡里推荐孝廉就可以当官。孝被推崇到选拔人才的至高点，这也是古代人性经济学的一部分。古代的世界被称为天下，皇帝是天子，而天下的人都是子民。皇帝为父，天下人为子。一个孝廉在家里孝敬父母，出来工作自然也孝敬天下人的父母。首先保证了这个人对政权的忠诚度，只要忠诚，那么对皇帝来说这个人肯定是“可用”，剩下的就是根据他的才干“大用”，还是“小用”的问题了。明着求孝，实际求忠，孝顺理成章的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要求了对皇帝的“忠”，中国的人性经济学是多么的微观啊。

中国的人性经济学是对经济学的有益补充，西方经济学是假设了一个“理性人”为标准的研究方向，但是实际上许多人并非是理性人。中国的超微观经济学从个体角度，从人性和个案这个“超微观”的角度诠释了许多经济理论。这种研究个体与案例的经济学对我们的生活大有帮助。

例如西方经济学中产品价格曲线，一件产品价格越低买的人就会越多。当这个产品价格无穷小的时候，买的人就会无穷大。但是事实是不会如此的，例如古人设立免费粥铺，并不会所有的人都来吃。签名送书，也不会所有人都来抢。甚至古人有买椟还珠者，就是买了包装盒，归还价值较高的宝珠。就是因为价格理论是人性对利益衡量的判断，最终评判标准始终是特定人的价值衡量。

举个例子来说：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，有一种经济危机是消费者对未来市场前景不看好，需求降低导致的的危机。如果政府能够刺激需求，那么就能够解决这种危机。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明确的解决之道。而中国的文化中也有这样的例子，曹操行军，途中缺水，军士都很渴。曹操望着远方说，前面有一片梅林。于是大家口中生津，都不渴了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用人性之学来控制大众期望的案例。